第一百四十九章 汉中兵变（四） (第2/2页)

如果说这些边疆小国的“平衡战略”所显示出的“政治智慧”还很大程度属于“天然进化的应激性”的话，我们汉人在烟波浩渺的历史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大家族则把这种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
　　
　　东晋时期著名的大权臣桓温当权之时，还有一个和桓温一样的地方实力派叫郗愔（东晋开国功臣郗鉴的儿子，当然实力比起桓温还是大大不如），但和桓温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同，郗愔忠于司马皇室。尽管如此，郗愔有一个和他一样有名的儿子郗超，却在桓温手下做高级幕僚，为桓温对内攫取权力，对外东征西讨，出谋划策，极尽股肱之力。
　　
　　《晋书?郗超传》记载，公元377年，郗超得了重病，见自己不久于人世，郗超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
　　
　　史书的这一记载，其实是史官一厢情愿的向往“忠君爱国”的情怀，自我麻痹的相信郗愔和郗超的“表演”罢了。试想郗愔一个叱咤政坛的老政客，如何看不出桓温“有心行禅让之事”的心态？如果他真心在绝对意义上忠于皇室，他就不应该让儿子郗超去为桓温卖命。所以，既然郗超已经“身在曹营”，郗愔对于郗超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了然于胸，绝不会在郗超死后看到书信才“勃然大怒”。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其实是郗超本来就是郗愔在东晋政局动荡，结果不明的情况下，为整个郗氏家族买下的一份保险。如果桓温走极端谋反不成，那不用说，郗愔“忠于皇室”，自然保大家平安；可一旦桓温成功登顶，则郗氏家族还可以依附郗超，继续光宗耀祖。可惜郗超英年早逝，怎能让郗愔不黯然神伤？只不过郗愔的悲伤不止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是进一步对家族前途的迷茫，对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叹息罢了。
　　
　　不要以为这样的智慧离我们老百姓很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祖父祖母都受到冲击，有一段时间，我祖母带领一众孩子们去外地避避风头。离家之时，把我叔叔叫到跟前（他是家里唯一的造反派），留下生活费，并嘱咐他把家看好。而我叔叔不辱使命，利用自己唯一的“造反派”的身份圆满的完成了“看家”的任务。在大时代来临的时候，人命如草，“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我的祖母和叔叔、杨集起和杨集朗、郗愔和郗超，都是数万年人类不断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存在即合理，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现实和残酷。
　　
　　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夏侯道迁反叛的汉中现场。杨集朗配合夏侯道迁在汉中站稳了脚跟，而夏侯道迁派往北魏帝国的特使也早已抵达关中。北魏帝国对夏侯道迁事件会作何反应呢？我们下一回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