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上海抗战（中） (第2/2页)

1932年2月13日，师团长植田与第一梯队到达上海港。
　　
　　1932年2月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近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六十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植田首先于1932年2月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
　　
　　1932年2月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内称：“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五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
　　
　　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蔡、蒋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1932年2月20日晨，植田发动了新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位于闸北至吴淞之阊的江湾、庙行。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死伤惨重。
　　
　　1932年2月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
　　
　　战斗延至1932年2月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开始溃退。
　　
　　庙行方面，原十九路军防地，于1932年2月16日起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下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约二万多人。第八十七师(张治中兼师长，副师长王敬久)下辖孙元良的二五九旅，宋希濂的二六一旅，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之线；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下辖钱伦体的二六二旅，杨步飞的二六四旅，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汭、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
　　
　　1932年2月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五军八十八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由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三面夹击下，敌遭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至1932年2月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难以速决。
　　
　　为此，1932年2月23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六、七万人。在白川的部署下，1932年3月1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十一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
　　
　　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1932年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直至5月，在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破坏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终于出卖了上海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