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零一章 天璇 (第1/2页)

真是说书就比唱影快呀，老姑产下一男孩，老姑父照顾老姑也到期了，老姑父又到离开家去煤矿上班的时候了，临走前叫我去他家给老姑做伴，再帮干些零活。这样我在大姨家没住几个月就又回到老姑家。
　　
　　新出生的小表弟很好玩，略有点黑，但很胖。放学后我就抱着他，老姑家的两个小表妹都比我小七、八岁，干不了什么活。春天要晒一下玉米瓤子，就是去掉玉米粒剩下的那部分。北方人常用它烧火做饭。用风车吹着，一会儿饭就烧好了。两马车的玉米瓤子，堆放在院子里，好大好大一堆，早晨把它扒开摊平，晚上在把它堆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干这活，没人帮我忙，都是上学前或放学后做这项工作，每次都累得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秋天到了生产队分烧柴，虽然不太多，但得用人去离家一里多远的场院往家背，什么麦子秸秆，高粱秆等，一背起来就是大半宿，多数的人家都早早的睡下了，只有我一个人往返在场院与老姑家的路上。我头顶月亮，身披繁星，默默地背着，当我快要背完的时候，肚子早就“咕咕”的开始叫唤了，当我筋疲力竭的走回老姑家的时候，我勉强迈动着疲劳的双腿，看看熟睡中的老姑，我一头栽到在炕稍，也忘记了饥饿，也不知道自己是饿昏倒的，还是累晕倒的，总之是昏睡过去了，一觉到天亮。
　　
　　作业总是完不成，老师也总批评我。那时学校的教学逐渐走向了正规了。我总是完不成作业，老师的批评，也使我很上火，每天还要照顾小表弟，小表妹他们，劳动强度太大了，营养又极度缺乏，终于在我背完烧柴的第二天早晨，我坚持不住了，怎么也站不起来，头痛的厉害，我把头顶在墙上，也不顶用，我一直在用手拍打我自己的脑袋，还是不管用。
　　
　　老姑帮我用热毛巾敷，我看着老姑像头朝下走路一样。这个世界都是颠倒的，去痛片吃了一大把，结果全都吐了出去，肚子里像翻江倒海一样，也不知道吐到什么时候才算终止。我一肚子的苦水都吐出来了，还不算完，一直吐，最后把胃里的苦胆水全吐出去了。我清清楚楚的看到，那可是绿色的呀，那一时刻什么都吃不下了，好像要死了一般。
　　
　　老姑这时也害怕了，她立刻跑到后院二姨家找来了姥姥，姥姥一看这么严重，又急忙去大姨家找来了大姨父。是因为大姨父能有办法送我去医院。二姨和二姨夫对我有病的事情毫无表情，他们还说：“在谁家里有病，就让谁给治去，我们管不着。”姥姥也知道二姨家里没钱，有没有能力，也找不到车。只有找大姨夫，大姨夫有能力，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
　　
　　大姨父一看看老太太出面了，病情不轻，马上去屯里找了一辆二马车，拉着我去了人民公社，公社离老姑家二里地，不大工夫我们就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王大夫没有检查出什么病来。他对大姨父说：“孩子是不是起外病了，去公社做饭的刘师傅那里看看吧，他会挑各种翻。”大姨父把我背到公社后院食堂。
　　
　　在公社食堂里，刘师傅正在那里煮饭，煮的是玉米碴子粥。听了大姨父的介绍，他把我放在值班室的炕头上，老师傅首先给我端来一碗热米汤，米汤里放了许多白糖，喝起来很甜，但是怎么喝又怎么吐出来，老师傅一看，先在我肚齐眼儿上拔火罐，然后又用大马蹄针在我肛门处挑了几针，又拔上了火罐，出了很多血，都是紫红色的，结果还是不见效，老师傅是挑翻的好手，他又在我的太阳穴挑了几针拔上火罐，仍然头疼的厉害。
　　
　　大姨父一看不行，对赶车的马三说，“去县城吧，去县医院做诊断。”二马车拉着我一路颠颠簸簸去了三十里外的县城医院，到县医院检查过后，怀疑说是流脑，传染人的，还不许入病房，只有住在医院的走廊里，还没有床，是大姨父自己找到的木板搭成的床，木板是从县医院南面不远的二姑姥家找来的，二姑姥姥听说我病了，特意从家赶往医院来看望我。还给我端来了热乎乎的手擀面。非常遗憾，吃不下去呀。
　　
　　大姨夫劝我说；“不吐就吃，吐了还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软丢当了。”二姑姥七十多岁，她老人家看着我及其痛苦的样子，她老人家把满脸的菊花辦皱纹都拧成了一团说；“呀，这孩子可病的不轻啊，给他爸妈信了吗？”大姨父说；“还没呢，明天吧，看情况吧。”二姑姥待了一会转身要回去说；“他大姨父，缺啥少啥到我家里去拿呀，我得回去了，他表舅的孩子都放学了，我得回去做饭了。”表舅妈在乳粉厂上班，表舅在酒厂。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上学。
　　
　　晚上，我躺在医院走廊里的木板床上，头痛叫我没心思吃喝，身旁总有医生和护士经过，他们都不看我一眼，因为住在走廊里的患者，都是没入院的，又加上我的病，他们说是流脑，会传染人的，所以说，都十分加小心。我心里明白，我有可能要死了，活不长时间了，可自己就怎么得流脑了呢？还有个大夫说我是得了脑膜炎，只要是头痛，他们把有关头，脑的病都能说出来，如果这也叫看病，那他妈的我也会！我躺在那里胡思乱想，大姨父一会儿东一趟，一会儿西一趟，我也没心思问，只顾在那里头疼着。天在转，地也在转，我仿佛就在那天旋地转间。时时刻刻盼望着父母的到来······
　　
　　上厕所时是大姨父背着我上下楼，稍快些头痛的受不了，还与大姨父发脾气，大姨父把我放下后说；“哎，孩子呀，你爸爸妈妈都不在跟前，也就是我吧，别人谁管你了？你还这么大的脾气。”我那是头疼得天旋地转，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我不好意思得给大姨父赔礼道；“那不是头疼得厉害了才脱口随便说的吗？请您老人家就别生气了，大姨父，我不会忘您的大恩大德的，我这次不死，活下来会报答您的”。大姨父听了哈哈大笑道：“别瞎说，死什么死？确诊后就会治好的。”
　　
　　等第二天大夫来检查，一个大个子男大夫，身穿白大褂，牛哄哄的来到我床前，像模像样的检查半天，一会儿拿出一支钢笔在我的脚心处划上一笔，一会儿又在我的膝盖处敲上几下，还扒开我的眼皮看了一会儿，最后慢条斯理的说道：“有可能是流脑啊，最好做个穿刺吧，只有穿刺才能检查出来是什么病。”
　　
　　大姨父一听得穿刺才能最后确诊。我问大姨夫：“什么叫穿刺呀？”“就是从大梁骨上抽骨髓。”大姨父紧皱双眉说道。我急不可待地说道；“只要头不痛，那就抽吧。”大姨父摇摇头说：“不行啊，我弟弟就是穿完刺后，在炕上躺了三年，脊柱起大包最后死了，可不能穿哪。得给你爹拍电报。”说完他急忙走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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