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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
“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
“骨髓肿”病死。其夫人为陈璧君。1945年8月16日，汪精卫政权宣布解散。
基本信息人物关系夫妻陈璧君密友孙中山个人概况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今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镇出生日期：1883年5月4日逝世日期：1944年11月10日个人背景职业：政客毕业院校：日本法政大学其他信息中文名：汪精卫祖籍：浙江绍兴家庭所在地：广东省番禺县豪贤街妻子：陈璧君目录1人物简介2另组政府3生平经历4被刺经历5政变原因6主要著作7家庭成员8死因墓地9历史评价展开1人物简介2另组政府3生平经历3.1少年岁月3.2文化氛围3.3教馆经历3.4谋刺载沣3.5加入同盟会3.6汉奸岁月4被刺经历4.1与溥仪的恩怨情仇4.2
“既生蒋，何生汪”4.3被暗杀的暗杀者5政变原因6主要著作7家庭成员8死因墓地9历史评价9.1正面评价9.2负面评价9.3陈寅恪评价1人物简介[2]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
“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
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
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
12月潜逃越南，发表
“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
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
“*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
“行政院长”兼
“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2另组政府1931年5月1日，汪精卫通电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称蒋介石祸党祸国，
“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
“事已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3日，国民党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和师长余汉谋、香翰屏、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联名通电响应4月30日古应芬等弹劾蒋介石之通电，要求蒋引退。
11日，国民党粤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等通电指斥蒋介石
“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表示决心讨蒋，
“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救党救国”。27日，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临委员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陈友仁、陈济棠、阎锡山、冯玉祥、古应芬、林森、李宗仁、李福林等在广州召开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汪精卫起草的非常会议宣言，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否定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合法性。
会议决定发起召开国民党四大。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议决成立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
同日，公布政府组织大纲11条，推定1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孙科等５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
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各委员宣布就职。3生平经历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年～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
“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精卫被举为首领。
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
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
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
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
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
“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
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
“*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
“行政院长”兼
“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3.1少年岁月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
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
“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
“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汪精卫通
“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
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
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
“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
（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
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
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3.2文化氛围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
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
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
“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
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
“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
儒家思想中既有
“仁、智、勇”，如子路的
“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
“温良恭俭让”、
“宽”、
“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
“恭”、
“恕”等思想的影响。3.3教馆经历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
“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
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
“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
“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
“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
“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
），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
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3.4谋刺载沣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
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
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
（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回击对同盟会革命之心怀疑，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
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但因晚节不保，已无人记诵。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
“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
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
“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
“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
“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
“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
“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
“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
“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
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3.5加入同盟会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
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
“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3]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
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
“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
“六不主义”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
“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
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
“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
“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
“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
“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
“家庭感化说”。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
“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
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
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
“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
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
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
“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
“遗嘱”起草人。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
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
胡是民初
“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
“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
汪精卫在
“一大”后支持
“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
“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
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
“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
“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
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
“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
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3.6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
“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民心可用，士气高涨。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
）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
“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
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
他说抗战是
“跳火坑”，潜台词是
“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91页。）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
“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
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
“打仗”、
“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
“求和”、
“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
“和”的机会。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
“款款而谈”，他认定
“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
“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89-190页。）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
“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
“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
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
“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
“对日和平”的
“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
“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
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
“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
“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
“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
“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
“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
）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
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
“始作俑者”。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
“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
“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
“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
“降船”就这样启程了。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
）。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
“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
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
“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
“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
“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
“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
“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
“第二为共同防共”，
“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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