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神道教与道教】 (第2/2页)
在教派神道方面，最近以来各个教团的数量大增。这些教团，有的是从原有的教派中分裂出来的，也有大量的教团是新成立的。有些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战后依据佛教、神道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思想成立的教派，自认为是超离于各种传统宗教之外，被宗教管理当局统称为“诸教”。原来作为教派神道的天理教也声明自己不是神道教，现在也被列于“诸教”之中。不言而喻，道教在日本也被列为“诸教”之中。
到底日本的宗教人口有多少？据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所编《宗教年鉴》的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达217，229，831人，其中神道教信仰者108，999，505人；佛教信仰者96，255，279人；基督教信仰者1，463，791人，诸教信仰者10，511，256人。而日本当时的总人口是123，156，678人。可见日本的宗教人口远远超过全国总人口。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宗教各派的教团统计数字不实，有相当的虚报数字；二是日本民众中有不少是具有双重乃至多重的宗教信仰，有的仅仅是传统上或名义上的信仰。例如只是因为自己的祖先的遗骨安葬在某个寺院，或是居住在某一神社活动范围之内，便被认为是某寺院或某神社的信徒。实际上日本人民中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宗教信仰的心理十分淡薄。这正是日本各种宗教教团积极研究对策，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各种宗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多大，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有多大。宗教组织的世俗化，与发展中的日本社会同步前进，紧密结成为一体，是日本各宗教派别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日本的佛教组织中的一个派别——创价学，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公明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大学——创价大学。日本其他的佛教组织也相应创办了自己的大学——立正大学、龙谷大学等等。隶属于佛教支持的大学，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教师的工资待遇也高。日本的基督教也办了自己的大学，例如东京著名的上智大学。但这些宗教组织办的大学也都提倡信仰自由，不会强迫学生信仰自己的宗教。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日本，完全不信神的人也有，但因为人数少，被包围在信神的人群里，无神论很难占据上风。比如说，在日本，小到私人盖一座房子，大到建筑商盖一栋楼房，建一座工厂，都要先请法师来做法事，驱逐妖魔邪气，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不请法师，那么连建筑工人也不会答应，不干就这样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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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名叫津田左右吉，另一位名叫福永光司，对中国的道教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起到了肯定的作用。
津田左右吉，1873年出生，1961年去世，一生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极为重要的思想家。192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1927年，发表了《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1938年，发表《中国思想与日本》，提出了中国的阴阳学说，对于东亚古代文化，特别是日本的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政治制度及民俗信仰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中国阴阳学说的传入，日本的天武天皇时期（672—686年），具有日本精神特质的“阴阳道”产生，天皇设立“阴阳寮”行政机构，设“阴阳师”职务，成为古代日本天皇掌握、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后来风靡日本的“神道教”尚未出现。:
福永光司是当代日本道教专业研究的先驱者，生于191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学科，曾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九州大学教授。福永光司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的学术界和神道学者由于受到复古神道“皇国史观”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宗教，特别是道教对日本神道教所发生的影响或是公然抹杀乃至歪曲，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依据中日两国的丰富而翔实的文史资料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他所著的《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日本》等书所收的《鬼道和神道－－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和日本古代》、《日本的古代史和中国的道教》、《日本的古代神道和中国的宗教思想》、《天皇和道教－－关于研究方法和基本资料》、《记、纪和道教》、《“天皇”考六题》、《古代信仰和道教》、《古代日本和江南道教》、《伊势神宫和道教》、《日本的神社、神宫和道教》、《〈古事记〉神话和道教神话》、《〈古事记〉“开天辟地”的神话》等论文，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道教在日本神道教中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5}j
福永光司指出，从包括“天皇”的名称与天皇皇族的仪式、礼节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在内的许多方面来说，古代的天皇制都是通过向中国的道教学习，并在其强烈影响下形成了天皇制本身。作为日本神道中枢地位的“天皇”的称号，古代天皇曾自称为“真人”，日本皇室崇拜的紫色，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神器——镜和剑，祭祀皇族神的伊势神宫以及在神宫内和很多神社中以镜为“神体”的做法，日本古代“大和”的国号，日本神道所依据的重要古典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等等，都源自于中国的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
关于福永光司所说的道教与天皇制的关联问题，这里所说的“天皇制”并不是指单纯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将日本人的心情以及信念以及信念的体系作为一种宗教精神进行构建，并且通过这种对体系的构建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福永光司对于道教与日本的天皇制之间的具体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通过七个方面对日本天皇制与中国道教之间进行对比，使我们了解到，日本天皇制是如何在各种意义上向中国的道教进行学习，并在其强大影响下形成日本的天皇制度。福永光司坦率承认日本对中国道教典籍文献的借用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外，道教的老庄思想曾对日本的佛教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点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有关。本觉思想是指以日本天台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出现了“凡夫本佛论”，因此有人主张在日常生活与日常行为之外没有进行任何“修行”的必要，这种思想还使大乘佛教中的“悉有佛性说”转变为“草木国土悉皆成佛论”。由于这种本觉思想与禅的内在含义有相同之处，对于日本中世纪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其论及到信仰的终极所在，所以具很高价值；但是，这个观点很容易使人陷入对安逸的现实的肯定。正因这这种思想违背了对于现实进行批判与超越的佛陀的教化，才被佛教学者们认为是“非佛教”的具体表现。
关于道教与神道。“神道”一词原本出现于《易经》中的《观卦》的《彖传》的开头部分，这就意味着该词在儒教、佛教以及道教中都有所使用，尤其在将“鬼道”作为低俗的萨满教来进行攻击并且以此来强调自身的宗教上的优越地位的时候，神道一词被广泛使用。对于道教来说，将自己的宗教称为“神道”是对于佛教僧众将其称为“鬼道”而进行贬低、批判等做法的一种反击，道教还将成为国家宗教的儒教称为“俗道”进行排斥，并将自身称为“真道”而进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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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的道教传入日本，有着清楚的历史线索。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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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7世纪，中国道教的神仙长生思想和方术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在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最早的历史著作《日本书纪》中，就记载有很多神仙传说和尸解仙的故事。在天武天皇(公元673—685年)时期，沼创八色之姓，第一就是真人，天武天皇也被视为“原瀛真人天皇”。这些都反映了在奈良朝以前，中国的道教思想已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固有传承和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神仙信仰、方术、科仪等便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日本书纪》神代篇中，十一位天神是以中国阴阳八卦的位置来排列的。三位独性神居八卦的中央，八位两性神分居八卦各位置。中国的《洛书》排列八卦位置，以乾为父（阳），以坤为母（阴），由此衍生下来，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日本的诸神也依次由泥土煮尊、沙土煮尊、大户之道尊、大苫边尊、面足尊、惶根尊、伊装诺尊、伊装冉尊分别排在了这八卦的位置上。不仅日本的天神按八卦排列，日本的八大岛也按照八卦位置诞生和排列。
早期道教传入日本的路径，开始是来自朝鲜半岛或长江流域的归化人带来的神仙思想和方术等，日本留学生曾在中国学习道教方技，并把道教经典带回日本。后来是遣隋使、遣唐使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他们在当地直接学习中国的道教文化，并带回了大量的道教经典。从平安时代起，道教守庚申的信仰在日本的京都就很为流行。(道教称人身中有三尸虫“彭踞、彭踬和彭蹻”，每逢庚申日，三尸虫待人熟睡的时候，就会到天庭上告人的罪过，折人寿数。因此，学道的人逢庚申日就要彻夜不眠，好不让三尸虫出去，称为“守庚申”。)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正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这时有大量的日本遣唐使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习文化、制度等，也学习了道教的方术、神仙思想等，并在他们回国时带回了道教的经典。与此同时，亦有中国的道士、术人前往日本，传授了中国道教的方术等。被传播到日本的，还有中国鬼怪动物成仙的传奇，强烈地影响到了以后的日本文化。
在日本，形如青蛙的小妖河童，长着翅膀的天狗，是日本化了的妖怪，中国传到日本的狐仙，成为神道教供奉的收获和谷物之神。但狐神也有坏的一面，可以化成人形，或者符着人体，使人精神失常。日本有许多的能剧都是围绕鬼怪神仙的故事而展开的，日本著名的历史画家葛饰北斋将这类故事画入浮世绘版画。
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藤原左世奉敕撰写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记载了相当多的道教经典。如道家类有《老子化胡经》10卷、《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经》10卷、《抱朴子内编》21卷、《本际经》1卷、《玄书通义》12卷、《太上灵宝经》l卷、《消魔宝真安志经》1卷等；在杂家类有《汉武内传》2卷、《神仙传》20卷、《搜神记》30卷、《列仙传》3卷等；在五行家类中有《三甲神符经》1卷、《二五禁法》10卷、《九宫式经》l卷、《黄帝注金匮经》10卷、《黄帝龙首经》2卷、《玄女经》1卷、《印书禹步》1卷等；在医方家类中有《黄帝素问》16卷、《太清金腋丹》1卷、《黄帝八十一难经》9卷、《太清神丹经》1卷、《黄帝甲乙经》12卷、《神仙服药食方经》l卷、《五岳仙药方》1卷，等等。
这些说明，在奈良、平安时期，已经有大量的道教经典陆续传入日本，并受到朝廷重视。这些经典收藏**廷或贵族们的书库里，供宫廷和上层人士阅览，并受到他们的喜爱，从而对他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于日本社会的很多层面。如在宫廷流行有服食之风，据《日本三代实录》卷十四载，清和天皇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十日，仁明天皇曾食名为“五石”之药。在平安朝宇多天皇时也有多处关于服食仙药的记载。这说明魏晋隋唐以来流行于中国的服食之风亦已风行于日本。通过阅读道经而变得爱好道教教理并亲身实践道教方术的人也不少。
后冷泉天皇康平年间(公元1058—1065年)，藤原明衡编成《本朝文粹》，其中载有春澄善绳(死于870年)和都良香(卒于879年)“神仙”问对的文章，文章中二人不仅大量使用了描述道教仙府、道术的词句，而且提到二十六天、七十二福地和东海青童君，从而表明二人详读过《太上灵宝经》《八素真经》《天地宫府图》《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中国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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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教以桃木来驱鬼驱邪，消祸免灾，源于《左传》：“桃弧棘矢，以除其灾。”还有《典术》：“桃五木之精，故作桃符置于门，以厌邪。此仙木也。”道士做法事驱鬼邪，以桃木剑。道士的“五香汤”沐浴方剂，也要在洗浴水中加入桃皮，以增加避邪的法力。这个习俗传到了日本，日本也以桃驱邪，还由此产生了各种以桃驱鬼邪的民间故事，日本每个孩子都知道的就是桃太郎的故事。"
这个时期道教的神仙信仰在日本也很盛行，出现了一些修行山里、辟谷服饵、追求长生成仙的方士术人，如在《元亨释书》的“神仙”之部中就记载有法道仙人、久米仙、生马仙、窥仙等神仙传记。例如关于窥仙，有这样的记载：释窥仙，居宇治山，持密咒，兼求长生，辟谷服饵，一旦，乘云而去。这说明了神仙道教在日本的流行。
这个时期，道教的庚申信仰、泰山府君信仰、西岳真人、天曹地府、北辰等道教诸神也传到了日本。由于道教经典、信仰、方术等在日本的传播，它对日本的宗教、文学、医药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是日本道教最繁荣的时期。历史上，日本人相信鬼怪说，捉鬼驱魔在日本神道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道教中被奉为专门捉拿鬼怪、降妖驱魔的钟馗，就被日本的神道教接纳，成为日本国籍的神灵。日本人都熟悉的“七福神”，其实来自中国的八仙，不过中间少一位，日本民间传说中的解释很简单：八仙过海是没有东西吃，因为饥饿，自己因此吃掉了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的道士术人也有东渡弘法者。据朱越利先生考证，最早在唐代(约公元744—752年)，有一位百岁道人曾过海到达日本。百岁道人是一位精于修炼方术的道士、识人善教的明师，他在日本很可能传授了中国道教的方术。他是目前能够证实赴日本传授气功术的最早的中国人。这说明在中日道教文化的交流中，早在盛唐时期中国的道士就为此做出过贡献。woJ
日本学者根据近年来的古坟考古发现提出的关于道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证据有：(一)神兽镜。镜上铸有中国的道教黄帝、东王公、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等等诸神，以及“延年益寿”、“寿如金石”等道教语言。(二)静冈县伊场遗迹和宫城县多贺城遗址出土木简。木简书有道教符咒。(三)藤原县出土木简。木简内容为陶弘景“本草集注”上卷。(四)伊予的汤之冈碑文。碑文含有道教内容。特别是铜镜。铜镜是日本天照大神的神体象征，也是日本古代皇家王权的重要神器之一。但铜镜真正的避邪、升仙的作用，却来自中国的道教。j)kO？
中国的道教典籍《抱朴子》提出“四规镜法”：“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后，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U/2r$C
《抱朴子》之后的道教典籍《老君命照法叙事》，进一步详细叙述了四规镜的使用与效果。所以中国道教《宝镜法》有祝词曰：“大明宝镜，分形散化，鉴朗元神，制御万魔，飞行上清，披云巾罗，役使千灵，封山召河。毕，常能行之，灾害不生，而位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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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以后，在镰仓、室町时期以至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不再依靠遣唐使，而是以民间交流为主，主要是求法的僧侣们带回了大量的道教善书。像《太上感应篇》等道教善书很早就传入了日本，这些善书经过注释、翻译、刊刻印行，使得以功过寿算、善恶感应为神学外衣的道教劝善思想在当时社会各阶层非常盛行，影响颇深。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接受了道教思想，如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就亲自供奉太乙神，他写有《太上天尊太乙神经序》，还著有《灵符疑解》《阴骘文》等有关道教的书，他的心学受到善书的影响。他的弟子们在其影响下也学习道教。此外，像贝原益轩、获生祖袜、天野信景、三浦梅园、平田笃胤、广獭淡窗、青木北海、多纪元、长谷川延年等江户时代各方面学者的著作，均涉及道教，有的学者甚至亲身实践，热衷于道教信仰。这些反映了江户时代民众道教在日本的普及和盛行情况。
现在，除了在日本居住的华人在函馆、横滨、大阪、神户、长崎等地方建有关帝庙外，日本人也兴建了一些道教宫观。在东京西部大岳山上有座多摩道院，代表人物是笹目秀。东京还有一个仙道连，创立人是田中教夫。仙道连以不老不死的仙境作为理想。田中教夫曾在北京白云观修行。福岛县有一座名为“池拔利”的道观，创始人是早岛正雄。他自称曾在台湾学道，为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
最后还有必要补充一句，最近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的企业界，流行着中国的古籍书刊《菜根谭》热。《菜根谭》是中国明朝末年出现的一部民间著作，作者署名是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籍贯等资料不详。《菜根谭》一书的得名，据传来源于宋朝时抚州临川人汪信民的一句话：“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菜根谭》分前后集，前集二百二十篇，后集一百三十五篇，共计三百五十七篇短文。当年，在日本东京的神田书店街，陈列有三个版本的《菜根谭》，一种是精装本，一种是普及简装本，还有一种是岩波文库本。《菜根谭》的作者以道人托名，以道家思想求实，用超脱于世俗之外的远见眼光，论述人世间的种种道理，给人以各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