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与失败——宋教仁 (第1/2页)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当然兴奋。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9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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