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与失败——宋教仁 (第2/2页)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清王朝颠覆，实则由三种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宪”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而说服清帝逊位，完成“临门一脚”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政治势力。这三方，无论哪方，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历史并没有遂*之愿，给出中国政治人物与国民予9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朝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权力，考验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权力分配，只不过不拘一时，而为长久设计。如何均衡与公正，自是关键。
　　
　　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真正的悖论就是：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各个部分，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才是重点。而事实上，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又对应着具体的、已经在位的人。结果，规则制定方，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对人立法”，过渡限权总统袁世凯。规则已经偏离政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所以，袁世凯不免抱怨：“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出身传统政治系统、强悍如袁世凯，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
　　
　　由此，现代政治在中国甫经起步，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有失当，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回归传统旧道，没有意外。
　　
　　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当年，更是传统以力获权，与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