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论十六（诸家之二） (第2/2页)

第二、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与其他诸子百家主要研究的哲学及宗教最大的不同是，法家的研究范围属于社会科学。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严复、梁启超等，他们主张社会变革、强化法制；根据中国历史划分的法家理论，主要发展为春秋诸侯国在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理论，这一派以管仲为代表；和战国秦汉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理论，这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较为公认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家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辅佐国家的成就：
　　
　　先看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此举为齐国获得巨大财富，兵不血刃而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的传奇经历中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谋”。
　　
　　他先让齐桓公带着一块齐国特产的“彤弓石壁”觐见周天子以表衷心，并劝说周天子各诸侯国应都带这样的石壁来觐见，不然就视为叛逆；各诸侯只能满载“黄金珠玉、五谷、彩布”到齐国购买“彤弓石壁”，而齐国则对石壁大幅提价，因此发了大财。同时，他还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来为各国的行为包装，这事得到了孔子的大加赞赏，《论语》中记载：“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后世以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开始，在之后齐国多次类似操作，对周朝的礼乐制度造成巨大冲击，齐国逐渐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则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现在史书中。
　　
　　随后是越国的范蠡，他推行经济调控手段，米价低时国家按基准价购粮，以米价上升到基准价时停止；米价高时国家按基准价抛粮，以存量抛光为止。从而达到平抑物价、调理市场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行政手段（看得见的手）调整社会经济秩序的最早范例之一。
　　
　　还有郑国的子产，他在郑国进行内政改革，颁布相关法令，包括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建立土地私有产权登记系统，按田亩征税等等；子产使用二百斤铁铸造一个鼎器，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继而管控百姓，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刑鼎”。
　　
　　到了战国时期，商鞅重“法”，在秦国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申不害则重“术”，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而慎到则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同时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最后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认为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强调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侧重法律与规章制度。而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可以说，到了他这里，法家真正形成了较为完善可行的思想体系。
　　
　　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道家、墨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种共同点，即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
　　
　　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依循。
　　
　　像孔子就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对后世韩愈等许多哲学家有较大的影响；而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
　　
　　法家是先秦各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认为古代的人民比较淳朴，只是当时物质条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当代人民。
　　
　　认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还对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评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商鞅也提过：“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张郡县制。在统治思想上，法家主张以刑罚，愚民和权术治国。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将法律的作用描述为：
　　
　　1、“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由之，我们可以得出法家的管理智慧了：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
　　
　　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
　　
　　法家的管理智慧，主要在于“管控”二字，这一点落实到企业管理中，主要价值在于帮助管理者们制定相关制度；但从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来看，单纯的“以法治企”，对于最大化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抑制作用和负面效果的。我的建议是：用法家的严谨来制定规则、同时用人性化的执行来软化其负面效果，最好是“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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